唐世济对亢氏下手的事很快就传回了京城，亢氏的亲族很快就找了交好的士绅和姻亲求救，特别是姜瑄、姜镶兄弟。
朝廷所颁发的铸币法案，老实说除了山西银行及一些跟着朝廷在草原上做生意的商户之外，其他山西商人其实并不能占到到什么好处。
特别是做典当行和钱庄生意的的商人，还有那些靠着边军发财致富的将门和士绅家族。要他们把自己的大部分存银存金上缴到银行中去，先不说兑换回来的纸币到时能不能兑换回他们交出去的金银，光是解释这些金银的来源，就已经让他们感到惴惴不安了。
比如姜瑄、姜镶两兄弟，除了是阳和、大同两地的总兵之外，同样也是当地的大地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边军中的将门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地方上士绅的代表，很难再把他们归类于军队的代表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得从隆庆和议说起。高拱、张居正同俺答汗达成了封贡及互市。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而俺答汗向大明臣服，一举结束了明蒙之间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
这样一来，原本直面蒙古入侵的山西北部地区，一下就变成了同蒙古互市的贸易前沿。
在过去双方战火不熄的时候，大同到长城一线都属于随时需要放弃的战争前沿，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边民在此地居住和开发田地了。
但是随着隆庆和议之后，这些原本没什么开发价值的作战区域，就变成了山西北部最有价值的拓荒地了。当然，这些土地理论上应当属于军队所有，不过在士绅们的运作下，这里的土地很快就变成了民地。
在这种悄没声息的土地所有者变更的过程中，军中将领自然也是得利不小的。而且相比那些地方上的士绅，这些军队中的将领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根本不必去招募流民，他们手中的军士就是最好的劳动力。
利用国家俸禄给养的边军将士，不仅自己的俸禄要被这些上官克扣，还要基本无偿的为上官劳动耕作。这也就是为什么，隆庆和议之后不到40年，山西边军已经完全不堪一战了。
和尚需要应对蒙古部族南下的陕西边军相比，山西边军中的将士已经基本不识战技，成为了只会耕作的田舍汉了。这情形恐怕也是当年力主同蒙人议和的朝廷大员们所未曾预料到的。
也正因为山西北部地区同大明其他地区不同，是军队先占据了这里，而后才有士绅踏足此地。所以这里的地方士绅同军中的将领基本是相互依靠的关系，并不向内地其他地区一样，双方因为土地上的纠纷而处于互相对立的局面。
正因为这种特殊『性』，使得亢氏被拿下之后，顿时引起了不少山西士绅对于唐世济的攻击，而姜瑄、姜镶两兄弟更是连续上了几道自辩疏，历数自家数代为大明镇守边疆的功绩。
至于身为榆林总兵的姜氏老大，一来同山西相距较远，消息上沟通不便；二来他所处的地方和亢氏并非同省，不好对邻省事务发表言论；三者是他本身已经年老体弱，已经快到退仕的年纪了，因此干脆对于此事不发一样，完全当做了不知情。
不过即便他不出声，姜氏两兄弟和那些山西士绅为亢氏抱不平的上疏，也已经引起了内阁诸臣的激烈争论。
比如李邦华就对唐世济行为大为不满，认为其是捕风捉影，利令智昏，为了能够做出政绩来，连朝廷的体面都不顾了。这种诬良为盗，处置亢氏的办法，只要是稍稍有些理智的人就能分辨出来。
如果朝廷肯定了唐世济的做法，只会令下面媚上邀功的小人有样学样，肆意给士绅良民『乱』扣帽子，从而弄的天下大『乱』，可谓是流毒无穷。
钱谦益对于唐世济的行为也是不太赞成，更何况这位还是温体仁的亲信，于是在内阁会议中选择支持了李邦华的意见，试图纠正唐世济弄出的冤案，以安抚山西士绅。
温体仁自然不肯让他们翻案，在力争无果之后，于是便要求上报给皇帝，由皇帝作出最后的裁决。
钱谦益终究不是什么刚强之人，对于这桩影响颇大的大案，他终究没敢作出什么独断专行的决定，于是便认同了温体仁上报案情的主张。
收到了内阁送来的报告之后，朱由检便传令召见了钱谦益和温体仁两人，其他内阁成员并没有被一同召见。
当钱谦益和温体仁来到西苑之后，发觉除了他们之外，回京没有多久的夏允彝也在皇帝的会客厅内。
看着两位阁臣有些诧异的目光，朱由检便随口解释道，“…进入五月之后，各地的旱情和赈灾报告就跟雪片一样的飞来京城。
夏卿在武英殿虽然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替朕整理这些报告，但距离西苑还是远了些，不能随时向朕通传情况。
所以朕令人在楼下整理出了三个房间，一间给他，一间留给内阁，一间留给军队。从明日开始，抗旱赈灾事务就在西苑内一体办理，内阁和军队各自派出值日官，以作为联络公务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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