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4个老师外，还有更年长一些的、其他部门的老师依附着李教授，比如实验中心里的老师李建国，实验中心的主任穆林，等等，他们本不属于我们的实验室，但是常年与李教授有合作，互利互惠。有需要的情况下，李教授也会把学生交给这些其他部门的老师委培，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副导师。
实验室由两个大的学生办公室和一个小的教师办公室组成，每个学生办公室可以装20人。那4个年轻的老师都坐在小的教师办公室里。其他依附着李教授的老师都有在自己部门设有办公室，不和我们集中办公。
办公室是企业里面那种格子间儿的装修方式，每人一个小格子，窄窄小小的，由半透明的玻璃板把每个座位隔开。
除了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每个星期有一两节课需要上外，每天都像白领一样，到学生办公室按手印上班。
我被分给文青老师。
文老师，是个小个子男人，说话时像个不倒翁，前后晃。他虽然对学生比较严格，但是对于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都会满足。
文青有一个中了两年多的20万国家基金，两年来，一直都没有着手做，今年眼看就要结题了。所以我和文老师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基金结题。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文老师负责满足我提出的所有要求。听说其他老师可没有文老师这么大方，花钱很费劲的。跟着文老师干，实验材料随便买。
“哇塞，老公，你好厉害，一上研究生就能接手一个新项目，加油。”
金名一如既往的崇拜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老师们手里的烂尾项目多的是，就是愁没有人能做。
2010年的夏天，特别热。
我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五金市场选刀片，公交车没有空调，人有特别多，在公交车上站着就要点起脚尖来，一趟车下来就是一身的臭汗。
学长告诉我，“你可以打车的，都能给报销”。
但我当时有两种想法：
第一，老师能让我自己负责一个项目是对我的信任，我不能总想着怎么花钱，而是应该想怎么才能把项目做好，况且我平时和金名出行都是坐公交车，给老师做项目的时候，我也要做自己，不能因为有人给花钱，就肆无忌惮的浪费；
第二，是因为我自己的私心，我想给老师留个吃苦耐劳节约资金的好印象，所以就坚持坐公交车。
整个夏天，瘦了20斤。其实，在购买材料的时候是也可以在发票上动手脚的，那时候金名的妈妈多次暗示，因为她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做过会计，这里面的猫腻她都懂。
虽然那个时候很穷，每天都想着怎么省钱，但是我知道，有些错误一旦犯了，就没有办法回头了，不能因为几百或者几千的材料费而变成一个让自己瞧不起的人。
希望多年以后，给子孙后代讲的年轻时的故事，将是真实的、未加粉饰的。因此，我抵挡住了人生的第一次诱惑。
看到这些材料的发票时，文老师诧异了。
“石心，你把材料拿来给我看看，别是买错了。”
“啊？您快看看，我差点儿拿走做实验去了！做上的时候再发现就晚了。”，文老师的话吓得我一头冷汗。
文老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没问题，很好的材料。可是怎么比别的学生买的便宜一倍呢！”
“我跟老板讲价了，给我让了几百。”
“石心，你是块好料子。好好干吧。”
这个20万的项目我做了半年，最后成功结题，还发了一篇汉语文章。文章发表那天是中秋节，金名吃着我从实验室拿回来的小月饼，坐在床上笑的合不拢嘴。她自始至终都很崇拜我，她最大的满足就是吃我给她带回家的食物，哪怕只是半块儿巧克力，她都会兴奋的搂着我的脖子撒上好半天的娇儿。
文老师说像我这样会给自己找活干的学生，多少年都不遇到一个。
直到很多年以后，自己带了研究生才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的正确。
实验室里主要有三种学生。
第一种，是真的在认真搞科研的学生，每天都是兢兢业业。
第二种，也是大部分的学生，他们都是盯着李教授干活的，李教授在的时候，都开着Word写文章，李教授不在的时候就打开小窗口玩儿三国杀、看电影，文老师天天都在管这些乱象，但是没人听他的。
第三种，一小部分学生，不盯着李教授，他们每个学期只来实验室两三次，大家给他们起名儿叫“传说哥”，他们其实是在外面当家教，有教英语的，有教数学的。由于他们有研究生的头衔，所以很有市场，据说每个月的补课费都能上万，甚至更高。
一开始挺鄙视这些当家教的传说哥的，但是金名说，“人家凭本事赚钱，为什么要瞧不起人家。再说，每个人走的路不同。读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不小心入错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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