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更深层次分析，乾隆帝这位“最高裁判”的有意偏袒才决定了案件走向。
乾隆帝虽然一直声称如刘全有逾制行为或者和珅有疏于管教之处一定严惩。
但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反腐肃贪。
在接到曹锡宝奏折之初，乾隆帝即质疑曹锡宝的参劾动机。
或只是曹锡宝本就无根无据，危言耸听，以博取言官之名？
或曹锡宝意在和珅，但又不敢明言。
因此先参奏其家仆，“隐约其词，以为旁敲侧击之计”？
他甚至怀疑幕后主使为纪昀，意在报复其与和珅以前的过节。
这样的态度，又如何不被办案官员所揣测迎合？
在刘全供称“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的情况下，乾隆帝关心的却是曹锡宝作为官员是如何知道刘全家里情况的，是否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乾隆帝甚至认为，刘全代和珅办理税务多年，有钱盖数十间房屋、服用器具稍有华丽也属于人之常情。
不能够仅因为家世富厚就被参劾，贪腐在这位统治者眼中竟成了合理现象，所以曹锡宝的悲剧也就理所当然了。
纸终归包不住火，和珅倒台后，刘全亦被查出家产竟有20余万两银之多。
而且还搜出了大珠和珍珠手串等名贵首饰，证明曹锡宝此前参劾不虚。
嘉庆帝怒斥刘全为“以下贱家奴倚藉和珅声势，招摇受贿，婪索多赃，恣肆妄行，目无法纪”。
并且把刘全一案列为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之一，将刘全发配黑龙江，终身不予赦免。
曹锡宝作为言官勇于直谏，敢于同和珅势力正面交锋，表现了他的正直与勇气，是当时政治环境里一股清流。
嘉庆帝称赞其：“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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