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起点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首先是人们的一种交往方式。即使在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人们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全部的需要，个别的需要总是要通过交换去满足。在交换的过程中我们不排除商业欺诈，不排除有人或多或少吃了亏或占了便宜，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研究，商品交换总的趋向是等价交换。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
“劳动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规律。交换的结果是双赢，双方各得其所。可见所谓商品交换其实就是等量的不同质的劳动的相互交换，也是人们相互提供服务的过程。只是服务必须是有偿的，等价的。商品交换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交往方式。
“一个社会的生产如果以生产商品为主要形式，这个社会的经济就是商品经济。因此，讨论为什么要搞商品经济，其实也就是讨论人们为什么一定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人们所以要有偿、等价的出让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由劳动的私人属性决定的。
“我们知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对劳动者生产资料剥夺的过程。资本可以剥夺劳动者的全部生产资料，使劳动者一无所有，但是它无法把劳动能力从劳动者身上剥离。正如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但同样不能一下子改变劳动的私人属性。
“决定劳动的私人属性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人身自由；二是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奴隶制度下，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奴隶劳动对奴隶说来不具有私人属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来说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
“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关于劳动与享受对立的形成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问题石云你看过我的那篇文章，就是《劳动与享受》，在那篇文章我已进行过论述。这里就不重复了，好吗？”
“好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石云点着头。
“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对现代人说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的。如果自己不劳动也能谋生，也能获得享受资料，人们当然更愿意不劳动。因此只有有偿的使用劳动，才能维持和鼓励劳动，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人类交换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阶段。
“也许有人会说，等价交换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换这样迂回曲折的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一种没有货币的调节商品交换。
“恩格斯也谈到过：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着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的说，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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