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在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华侨中间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米国，华人首领故意避开法庭和整治舞台。这样做之所以可行，部分是因为米国的华人都住在自成一体的社区内，大家都来自华夏某个省的同一地区。在这些飞地上，他们原原本本地保持着华夏的传统文化价值，而这一套在华夏本土却已在瓦解。
也许早期华夏移民的最大悲剧，就是这个如此重视家庭的民族被剥夺了在美组成家庭的可能性。1882年，米国单方面地降低华夏人移美的数量，结果造成华人两性比例失调，其程度之严重，超过任何别的种族。1860年，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约为20∶1，到1890年更上升到27∶1。
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早期的华人无从繁衍后代。这意味着，华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融入米国文化的时间被耽误了。在米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几乎没有，直到1940年大多数华人仍然不是在米国出生的，所以无从通过学校来学习英语和米国习俗，更谈不上像其他种族那样有第二代孩子来帮助其父母去适应米国文化了。
华人男子常被困在米国，既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又因为贫困而不能返回祖国。在一个既不为人所需而他们自己也不想待下去的国度里，数以千计本来就没有打算终生留居米国的华人，孤独地度过了他们的一生。
犹如在华夏一样，家族在米国的华人中势力很强大。家族的首领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社会影响。一个华裔商人通常掌握着一个家族的领导权，在商店附近为其族人提供住宿，给他们以接济、关照和庇护，也帮他们打开门路。因为在米国华人人数比较少，一些家族就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家族。家族保守生意上的秘密，并限制新商店、洗衣店和餐馆的开办。不同的家族统治着不同城市的唐人街。
除了家族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起到就业介绍所、轮流借贷协会、调解机构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因为这种互助组织有多项功能，所以它能赢得华人的尊重或认可。没有这种组织，这些流落异国他乡的苦命人就将失去许多必需的服务和享受。各种华人互助组织最后终于合并为华人慈善总会，一般称做“六公司”，神盾局暗中高价收购了这些公司后，形成唐人街的统一声音，并为在米国的所有华人说话。
按照米国标准，这些人仍处在贫困之中，但按华夏标准，他们已经很富裕了。1938到1947年，每年从米国寄往华夏的汇款平均达700万美元。随着滞留在唐人街的华人旅侨年事渐高而去世，另有一些较为幸运的人筹集了足够的钱而返回祖国，他们的亚文化也就逐步瓦解了。
纽约唐人街有一半以上的男子在餐馆里干活，34的妇女在唐人街的服装店里踩缝纫机。在纽约的唐人街，生活在贫困中的家庭的比例是该市平均数的两倍。因为长时间地工作，特别是多在晚间营业的餐馆里干活，许多移民家庭在一起进餐的机会很少，整个星期也没有几次。家里没人管，孩子是在马路上长大的。
二站时劳力短缺，这为华人提供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许多华人抛弃了唐人街的传统行当，转而投身于这些新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工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在凤凰公司成立后，华人从事专业工作和经商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很多美籍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其他米国人。
炎黄联盟突然崛起，随着投资凤凰公司赚了一大笔的华人开始分散居住了。大多数赚了钱的美籍华人已不再住在唐人街，唐人街的居民只是那些早期移民当中因无法去南洋而被困在米国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侨，以及那些重蹈早期华人贫困经历的新一代华人难民。
这些难民在华夏餐馆或轻工业部门干活，工时长、工资低。上了年纪的老华侨和新来的难民的存在，突出了下述两个矛盾的事实：一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投资凤凰公司的华人工资高于全美平均数，但是唐人街低收入的华人却特别多；二是尽管美籍华人作为一个整体，所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高于一般水平，但美籍华人当中的文盲比例却远远高于全美平均数(是默的好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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