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文化上或生理上，他们都被看做不能够被同化的种族。米国人视其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工资却很低，将会降低米国劳工的生活水平。米国工会长期不遗余力地站在排斥华人移民的前列，想把华裔居民赶出米国。
只有最重、最脏和最低下的工作才给他们干。铺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穿越谢拉山脉后进人犹他州那段太平洋中央铁路路轨的劳工，多数是华人。那些试图淘金的华人，个个都被米国西部淘金营地的白人给赶跑了。
剪掉华夏男子脑后拖着的长辫子，是个很时兴的恶作剧，而这对那些不幸的华人男子来说，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按照满青王朝的法律，没有辫子，他们不得回国。刚到旧金山的华人移民，往往被当地的街头流氓“护送”到唐人街，路上遭到他们的无端辱骂和殴打，被扔以碎砖块和烂水果，简直是一片爱尔兰醉鬼狂欢的气氛。
而在这些骚扰之后，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更为严重的暴力威胁，魄暴徒在西海岸和落基山脉地区，不时地焚烧和洗劫唐人街，所到之处滥杀无辜。
除了受到街头无赖和歹徒的袭击之外，华人还受到体面阶级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击。1882年的《排华法案》大大地削减了华人移民来美的数量，其他新的法律先是禁止在美华人归化为米国公民，接着又把公民身份当做从事多项职业甚至拥有土地的先决条件。
1854~1874年有一条法律禁止华夏人在法庭上提供不利于白人的证词，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可以任意凌辱华人，华人遭到抢劫、伤害和攻击时，法律是不管的。
华夏赴美移民的大门几乎彻底被关闭，这给在美的华人带来了深远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早期的华人移民差不多都是男性，所以对绝大多数在美的华人来说，过正常的社会或家庭生活的一切希望就全部落空了。
许多华人在国内有妻子儿女，终生难以见面。由于就业机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人付不起回国恢复正常生活的盘缠。来米国的旅费尚可以待抵美后做苦工去垫付，但从米国回国—是到欧洲路程的两倍多—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作为旅居者来美的许多人，就这样被永久地困在了米国。另一些本打算和家人在美定居的人，现在既不能把家人带来，本人也无法成为米国公民，真是进退两难。
举凡华人被容忍的地方，都属那里的职业急需人手而魄又不愿意去干的地方，例如矿区的厨师和洗衣工，或城里人家的仆人。早期的华人也充当田间农工，早出晚归，工资却很低。1870年，加利福尼亚州110的农场劳工是华人，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过半数的农场劳工都是华人。事实证明，在农田里干活，华人比白人更勤劳，也更认真。在修筑铁路时，华人很苦干，集体铺轨时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名华人劳工就修建了太平洋中央铁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局限在狭小的就业范围之内，但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取得了成功，后来当机会终于到来时，他们又向别的领域扩展。而后来的华人之所以能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夏人离开了或被赶出了矿区、农田和铁路。他们大多在加州的一些城市里安顿下来，也有一些人往东部搬迁。那些雇用华人的米国老板，时常受到骚扰和威胁，所以华人就业无门，只能自谋出路或者去做家仆。
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他们的主要职业就是开洗衣店。华夏餐馆是另一项就业渠道。这些餐馆大都坐落在华人社区或唐人街，竭力让人感到不是在与白人竞争。甚至时至1920年，在米国有一半以上受雇的华人在洗衣店或在餐馆干活。洗衣店的数量远远超过餐馆的数量，因为洗衣店不需要很多的本钱，也不要懂多少英语就能开张。尽管被严格地限制在这两种职业领域，华人还是借此而获得了成功。
华人的手工洗衣店成为米国一项不可或缺的行当。华夏餐馆供应的食品也是如此，炒杂碎、炒面、炒饭，虽然样样都不是地道的华夏菜，但却成了米国人喜爱的佳肴。除此之外，唐人街还开了华人食品杂货铺，提供各种符合华人胃口的食品。
即便是在他们狭小的圈子里，华人仍然继续遭受法律的骚扰。华人开办的或按华夏方式经营的企业，被课以特别税和附加费。例如，在19世纪的旧金山，对那些不用轻便马车将洗好的衣服送还顾客的洗衣店所征收的执照费，就要比一般的高得多，而且，华夏人用扁担挑着篮子送衣服的方式，也被认定是违规行为。
面对无处不在的歧视，华夏人的反应是退避三舍，尽量不惹人注目，和身处隔离区或篱笆墙之内的欧洲犹大人很相似。唐人街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并推举出头目来处理自身的内部事务，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求助于当地的米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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